为什么“条理性”强的人，智商测出来反而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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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一种性格，高智商的概率更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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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半的性格维度与智商有关
我之前写过一篇《一个误导了无数人的错误理念——我要更自信》，其中提到一个观念：真正的牛人总是缺乏自信的。
这个结论其实有点武断，因为这篇文章只分析了一种心理效应，而非理论推导。不过前几天，我看到了一篇“性格与智商关系”的心理学研究，其结论表明：性格中的自信（assertiveness）维度，与智商在统计上“无相关性”，这就是比较严谨的说法。
这篇研究的部分内容我已经在上周的文章中引用过了，发现大家很感兴趣，所以今天就结合我平时思考，做一下此篇研究的全文解读。
这篇文章的研究者以“大五人格”为基础，分析了俄勒冈州近500名白人五大性格维度的45个子维度，以及他们的智商，然后分析这些子维度与智商的关系。最后把这些维度分为“正相关、不相关和负相关” 三类。
（大五性格的五个维度，不了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）
总体上，一半左右的性格维度与智商无关，这也验证了我们平时把“智商”和“性格”看成是两件不相关的事，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但仍然有一半的性格与智商有关系，其中有比较好理解的，比如“智力投入”、“智力深度”这两个性格维度与智商呈正相关，而“感性”则与智商呈“负相关”。
但也有不太好理解的，比如“理性”“完美主义”这两个看起来很聪明的词，其实与智商无关；而“条理性、道德感、乐于助人”却都是与智商“负相关”的性格。
当然，这个统计有着心理学研究“样本数不足”的通病，所以结论未必严谨，我其实也就是拓展一下思维，想一想其中有没有什么结论可以验证平时的思考逻辑。
不过，在分析这组统计数据前，有一个逻辑上的常识，需要提醒大家。同样，大家想要喷我的时候，也别犯这个逻辑错误，这就是——
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
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“条理性”与智商在统计上负相关，既可能是“因为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强，所以他的智商就低”，也可能是“因为一个人的智商高，所以他的社交能力弱”，还有可能，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，而是同时与另一个因素有因果关系。
至于为什么为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呢？这种相关性又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正是本文想探讨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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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开放性”与智商的关系
45个人格维度中，与智商正相关有一共有16个，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大五人格分析”中评估“性格的开放性（openness to experience）”的9个维度指标，竟然有8个与智商“正相关”，而其他四个大的维度，与“智商”都没有如此大的相关性。
也就是说，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格者，更有可能拥有高智商。
“开放性”性格是的是什么呢？以其中相关度最高的三个子维度为例
智力投入（intellectual engagement）（相关度0.423）：
词汇量丰富，常常使用生僻复杂的词汇；
见解深刻而有洞察力；
语言运用能力卓越；
把思考当成一种享受
努力了解自己……
（这不就说滴是窝嘛）
智力创造（intellectual creativity）（相关度0.414），
喜欢解决复杂的问题
常常提出一些别人不去想的问题
很多人叫你“百事通”，但也有人叫你“扛精”
擅长把很多不想干的事联系在一起
（还是说滴窝嘛）
心智敏锐度（mental quickness）（相关度0.324）,
能够处理复杂的问题；
喜欢读有挑战性的内容；
擅长自己发现答案；
快速抓住事物的核心；
对流行的东西很敏感；
擅长处理大量信息……
总结一下这三个维度，“开放度”并不一定是专业能力强，而是对困难的东西不回避，对不懂的东西好奇，对新鲜的东西敏感，对复杂的东西有耐心，对常规的想法不满足、对异类的想法不排斥……
从这一点上看，如果性格是先天因素的话，那么智商可能并不完全是先天因素，而此人的性格本身就很享受那些“对智力要求很高、对知识面要求更广、对陌生情境容忍度更好”的活动，经过长期锻炼而固定下来的。
所以再细看，“开放性”中的8个维度中，相关性最高的这三个都与“知识广度”有关；而其他体现“知识深度”的智力能力（intellectual competence）、自省（introspection）、思考深度（intellectual depth），以及评价“创新性”的创造力（ingenuity）、想象力（imagination），相关度反而稍弱一些。
“开放性”人格的一个结果是“多元化”的价值观。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，民主党主张“多元化”价值观，其支持者有两个极端，一类是底层的少数裔，出于自身利益而支持，另一类就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那一部分高智商者，控制了媒体和大学。
下面再来到另一端，看看两个典型的负相关维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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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理性、道德感为什么会负相关？
与智商负相关的人格维度中，列第二、四位的分别是“条理性”、“道德感” 。
这就让人大跌眼镜了，特别是“条理性”，怎么就负相关呢？先来看看这两个维度的描述：
“条理性”orderliness——相关度-0.180：
迷恋整理术和一切有秩序的东西
永远按规矩办事，按时间表执行；
离开了清单就不会做事，离开了菜谱就不会做菜
对自己的东西看得很紧……
道德感（morality）——相关度-0.131：
不偷税漏税（按美国人的标准）
尊重他人隐私
追求生活的和谐感
遵守规矩、尊重权威
老实说，从这些描述中，我还真看不出“条理性”和“道德感”跟智商有什么关系，事实上，这两个性格维度的“负相关程度”明显要弱于“开放性”的“正相关程度”。
所以我猜，引起“负相关”的并非“诚实”、“重规则”等等价值观因素，而是这两个性格维度中，与“开放性”相反的“封闭性”特征。
这一点在“条理性”中非常明显。
我一篇洋洋洒洒至少四千字的文章出来后，常常有人评论：
啰里啰唆说那么多，其实就是三点，1、……，2、……，3、……
说实话我还是挺佩服这些人的总结能力，确实是把瓜子一个个列出来，把西瓜瓤给丢了。
学习需要总结，条理性强的人特别喜欢总结，但总结本身也在丢失大量信息。
“地球是个球体”是一句总结，但这句总结其实丢失了大量 “开放性”的人热爱的“冗余”信息：地球并非是个标准的球体，因为自转效应，形成了两极稍扁、赤道略鼓的形状，而且为了不让高山和大海影响自转，还有点歪七扭八。
“开放性”性格通常不满足于问题的常规解法，所以“开放性”意味着结果着无法预料，而大量“冗余”信息是“条理性”极强的人的天敌，所以他们往往有“不听别人把话说完就急于总结”以及“耐心听别人讲完话，丢掉复杂信息总结简单信息”的习惯，可算是一种“信息洁癖”了。
所以，“开放性格”对立面就是“追求实际的性格”：不喜欢学习理论化的内容、不擅于表达复杂的思想、不喜欢深入研究某一个主题、不喜欢跟复杂的人交往、巨讨厌那些想不明白的事……
他们喜欢说：
“别给我讲没用的东西”
“别老是理论一大套”
“整那么复杂，不就是那XXX吗”
“你绕什么弯子，直接告诉我答案不就得了”……
我们生活的世界，在一个“条理性”很强的人的眼中，就像一个封闭的“树状结构”，所有的知识都是一根根树枝，繁杂而有谱系；
但在“开放性”性格的人眼中，世界是 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知识团，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，可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。
“道德感”强的人，同样有这种“不爱多想”的习惯。
1964年，纽约发生了一起抢劫案，歹徒在一个公寓附近威胁一名女子，女子大声呼救，公寓内的38名住户都听到了，却没有人伸出援手，眼睁睁地看着歹徒逃走，女子倒在血泊中丧命。
案件被报道后，舆论纷纷归咎于现代都市人的“冷漠病”，和今天的“键盘侠”一样。
将道德作为各种社会问题的答案，是一种简单、安全、低成本的方法——刹那间，世界清静了。
但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奈和达利并不满足于这种直接明了的解释，他们发起了心理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验，征集了145个实验者做了1497次测试，在地铁车厢假扮需要帮助的乘客，记录在不同人数的情况下，得到帮助的概率分别是多少。
这个实验之后。还由不同的心理学家，以不同的形式重复了无数次，比如在拥挤的大街上假装摔倒、在房间内假装引发烟雾、在大街上公然盗窃汽车，等等。最后，心理学们以海量数据证明了心理学上最没有争议的观点之一：
——当你求救时，在场的人越多，你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小（旁观者效应）。
这也是心理学史上最有用的结论，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实验中总结了一系列“如何正确求救的法则”，经过大规模的宣传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
直面人性的复杂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“道德感”本身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人们利用“道德感来逃避复杂思考”的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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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问题的思维扯一点民族性的
这几年，常常听到一个词叫“白左”的词，通常是欧美那些以“多元化价值观”为名，骨子里面却充满“西方式偏见”的左派，美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，欧洲是默克尔大妈的支持者为代表。
中国人不喜欢“白左”很正常，并非不喜欢“多元化”的价值主张，而是不管左派右派，本质上都是“西方中心论”，只是左派更虚伪。
说实话，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有“多元价值观”的传统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是“一神教”，中国官方虽然一直号称以“儒家治天下”，但我们中国人从来不会傻到只信奉一个神——谁给咱好处，咱就拜谁。
中国人也很聪明，原则问题采用“不争论”的态度，官方的口号是“奉天承运”，民间相信的是“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”和“王候将相，宁有种乎”。
这也是中国特色的“实用主义多元价值观”，以打道“道德教化”的旗号，核心却是极端的实用主义——不管白猫黑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。。
但“实用主义多元价值观”是一种结果导向，它常常让人放弃思考那些极其重要的问题——为什么是黑猫抓到老鼠，而不是白猫？
而西方现代思想中的多元价值观，却是过程导向、充满思辨色彩的，什么“程序正义大于实质正义”、“人生而自由，但处处都在枷锁当中”、“科学总是可证伪的”。它不会痛痛快快地给你一个结果，而不是不停地抛出一个又一个的假设，引导我们去思考。
中国人擅长考试，包括测智商，因为考试是“结果导向”人，但真正的创新是没有办法事先给出一个目标的，创新的唯一驱动力就是“我想知道”。
美国一位物理学家为了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，向政府申请巨额拨款。在国会的听证会上，有议员问“这项研究有什么用”时，物理学家回答：“从目前已知的技术看，绝对没用。”
议员微微吃惊：“那我们为什么要批准呢？”
物理学家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因为我想知道它有没有用，而且你也想知道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自己想知道。”
所以我们可以做应用，“新四大发明”都是应用层面的东西。因为应用可试错，错多了自然知道错在哪儿，这叫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但我们做不了“芯片”，因为芯片太复杂，你不去研究其中的逻辑，错了一万次你也不知道错在哪儿。
中国文化中有开放式思维的基因，所以我们对“素质教育”，对“问题式教育”，一点都不排斥，但我们常常又忍不住问：这TM到底有没有用？
我们必须放弃自己文化中那些“极度实用主义”的思维，因为这是一种思考上的偷懒。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结果是虽然过了河，但却不知道怎么过的，石头有多少，河有多深，有没有别的危险。下次过河，你还得“摸着石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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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才与帅才
话说回来，智商对我们工作的影响要比我们想象的小很多。
开放式思维更适合做研究，但工作中更重要的行动却是“决策”，无论研究的多么复杂，决策总是要简单地在A、B、C、D选项当中选一个，要求我们具有简化思维的能力。
这也是我们平时说的，将才和帅才的区别。
所以，对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事情，听从道德感的召唤，其实是一件节省心智资源的很经济的事情。对于特别复杂，难以权衡利弊的决策，诉诸内心长期形成的价值观，同样是更可行的方法。
这一篇写得太长了，其他一些有解读价值的维度，比如“乐于助人”为什么会负相关，等等，我会在下一篇国继续解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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